配资策略平台从“各执一词”到“一纸结论”：宁波“小洛熙”医疗纠纷责任应如何认定？

2025年的冬至（12月21日），上百万网友等待着宁波“小洛熙”医疗纠纷的后续——两天前的晚上，“小洛熙爸爸”在社交媒体上再度发文，质疑其5月龄女儿手术的合理性和规范性。20日配资策略平台，该博文被公众人物转发，在网络上引发大量评论；同日下午5点左右，宁波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媒体采访，称正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后续程序，尸检报告将予以考量，后续将依据医疗事故鉴定结果对涉事责任医师作出处理；当晚9点后，多家媒体报道医院就患儿部分尸检报告发布情况说明，但一个小时后，许多人发现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微信公众号的相关文章已不见踪影。

12月2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拨打了宁波市卫健委的公开及24小时值班热线，并联系了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宣传科，但上述电话均无人接听。

这次医疗事件的真相是什么？责任如何厘定？又是谁说了算？12月2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医院管理人员、资深临床医生、医疗纠纷律师和社工服务机构，还原出了一条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的规范路径。

业内专家：院方无法仓促对外发声

2025年11月14日，宁波5月龄早产儿“小洛熙”在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接受心脏房间隔缺损手术后离世。

据媒体报道，“小洛熙”的母亲邓女士自述宝宝是早产儿，患有心脏房间隔缺损，经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检查后决定手术。其上传的病例显示，11月14日患儿在全麻下进行手术，病情评估为病危，有合并症。然而，在经历长达7个多小时的“成功手术”后，“小洛熙”却在重症监护室抢救无效死亡。

据邓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今年11月，“小洛熙”被查出心脏房间隔缺损，有两处继发孔型，一处约3毫米，一处约7毫米。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心脏科主任医师陈某贤彼时称，孩子的情况符合手术指征，如果不进行手术治疗，可能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甚至造成脑瘫，且这种手术属于心脏手术中“入门级”的微创手术，几乎没有风险。

但这场原定2个半到3个小时的手术，最终进行了7小时10分钟，并以“小洛熙”离世告终。此后，“小洛熙”家属陆续在社交平台发文。

11月17日，宁波市卫健委通报，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对该起医疗纠纷事件展开全面彻查。

12月14日，宁波市卫健委发布官方情况通报，明确该医疗团队在诊疗过程中存在风险评估不足、手术操作过失、术中突发情况告知不及时等问题。依据调查结果，涉事主刀医师陈某贤、麻醉科主任等相关责任人员已被免职，医院分管副院长受撤职处分，医院党委书记受警告处分，院长被记大过处分。

但近日，该事件再度引发关注。12月19日，邓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布“小洛熙”尸检报告，其中提到“右侧第3至4肋间见长6.5cm的横行手术创口，未缝合”“心包右侧见长5.0cm的未缝合手术切口”“冠状窦口可见，但未见异常”“房间隔缺损大小为1.0cm×0.9cm”。

对于房间隔缺损大小问题，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在12月20日进行了回应。医院方在微信公众号中称，尸检报告显示“房间隔缺损大小为1.0cm×0.9cm”，而不是患方所说的0.3cm。在尸检时，患儿的心脏处于停止状态，较生前充满血及跳动时有大幅度缩小。1cm左右的房间隔缺损对于5个月患儿的生长发育存在较大的影响。

但随后，该声明又被删除。

12月20日下午5点左右，宁波市卫健委工作人员称，该尸检报告由医院、患儿家属、卫健委三方共同委托相关机构出具，目前尸检工作已结束，正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后续程序，尸检报告将予以考量，后续将依据医疗事故鉴定结果对涉事责任医师作出处理。

网络上的讨论帖仍在滚动。作为中国医院协会原副秘书长，庄一强保持冷静、观察的态度。他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量医患矛盾的根源是沟通障碍”。《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也注意到，医疗纠纷发生后，医院通常会有一段时间的“沉默”。这种沉默是否有依据和必要性？医院内部会开展哪些工作，导致其无法及时对外发声？

12月21日，庄一强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他表示，这与法律规定和后续鉴定程序的需要有关。普通民事纠纷遵循“谁主张谁举证”，但医疗纠纷因技术复杂、患方缺乏专业知识，当存在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三种情况时，患方无需自行举证，而由医方拿出证据证明自身无过错。这就要求医院方面相关人员花费时间整理病历、手术记录等各类材料，完成“自证清白”的举证工作，这段时间内院方无法仓促对外发声。

不可回避的是，从医院的立场出发，存在开脱责任的可能性。如果医方的举证材料缺乏说服力，卫生行政部门会联合地方医学会，组织其他医院的同领域专家，对病例进行重新核查认证，也就是医疗事故鉴定。由于鉴定过程需要严谨审核、集体研判，必然耗费一定时间。

“因此，很多时候医院的‘沉默’并非逃避，而是为了完成举证和鉴定这两项关键工作，确保处理结果的专业性和合法性。”庄一强说。

临床医生：该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下场了

12月21日，一位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出现类似医疗事故或纠纷时，尸检报告是最关键的判断依据。

他表示，“通过尸检首先认定患者病症、体征及死亡原因。通过尸检结果，判断是否采取了不当治疗措施，再推导是否由于诊断错误导致了治疗错误。目前，从‘小洛熙’家属公布的尸检报告来看，涉事医生应该不能判定为诊断完全错误，而是存在诊断偏差或风险预估不准确”。

谈到应该由谁进行尸体检验时，该医生表示，有权进行尸检的机构和人员主要分为两类：处理医疗纠纷的临床病理机构，通常是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具备独立病理解剖能力的病理科或医学院校；以及处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司法鉴定机构，如公安、检察院的法医等。但他强调，在医疗事故责任认定中，往往遵循“家属同意、医院委托”的原则，如果家属对医院单方面委托的机构不信任，可以尝试协商后共同委托。

除尸检报告外，医疗机构也应该积极提供患者病历资料、手术记录、主要医疗人员资质及手术室影像记录等资料以配合调查。但他也提到，“因为患者隐私保护及实际操作等原因，手术室的视频资料往往只作大环境的监控，难以看到手术中操作的细节或患者死亡的具体原因”。

而如果出现“小洛熙”事件中“尸检报告公布后，双方仍有争议或分歧”的情况，可以通过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一步分析事件原因和责任归属。一般而言，医疗机构所在地都会设立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该委员会备有医疗专家库，当发生类似事件时，会抽调单数的各医疗机构相关专家等，经审阅事故资料及探讨、投票后，明确结论并告知涉事医院及患者家属等。如果对判定结果仍有异议，则可以申请省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再进一步讨论。如果委员会认为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负有责任，具体责任划分和赔偿等则将经由司法机关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在医疗事故中，往往分为“技术事故”和“责任事故”。其中，责任事故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而技术事故反映的是主观上无严重过失，但客观上能力不足。如果因为手术指征判断失误，造成非必要手术的发生，往往称之为技术事故。

医疗纠纷律师：我在等医疗鉴定报告

12月12日，法院已经受理患儿家属提出的诉讼。对此，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真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医疗纠纷常见的处理结果有两种，一是在第三方主持调解下，医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二是双方调解无果，最终通过法院出具法律文书解决。

目前看来，“小洛熙”的父母选择了第二条路，希望通过法律获取一个真相。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争议解决律师，李真坦言自己看待“小洛熙”事件的态度比较冷静，“同行的普遍态度也是等待医疗鉴定结果，而不是过早站队或评判”。

李真告诉记者，医疗事故纠纷的本质是人身侵权案件，与普通侵权纠纷相比，其核心特殊性在于专业性极强，需依赖专业医疗鉴定报告认定关键事实。医疗鉴定报告是处理医疗纠纷的最关键证据，往往直接决定事实认定和法律诉讼的结果，而一份医疗鉴定报告的出具，需要由诊断证明、医疗材料、医患沟通记录、院方出具的说明或答复等丰富材料支撑。

据李真介绍，一份医疗鉴定报告能明确几个关键问题，即医生操作是否违规、是否存在过错；患者身体受损与医生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生的责任程度；若构成医疗事故，其等级如何界定等。由于大部分人缺乏相关专业知识，难以分辨医疗行为的合理性，许多过早发表的言论并不妥当。

李真表示，医疗纠纷的参与主体包括卫生行政部门、院方、患者方、专业鉴定机构（有资质的医疗鉴定机构或相关专家），四方需各司其职。从流程上看，患者首先要求院方就纠纷问题作出初步回应和解答；若对院方答复不满意，卫生行政部门会介入，组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果时，需委托第三方专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无论患者是否认可卫健委委托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均可自行委托鉴定，或向法院提起诉讼（多为民事诉讼），上文提到的医疗鉴定报告，就是法院审理时的关键证据。

“在这个过程中，律师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协助当事人维权、明确责任与赔偿主张。但在鉴定结果出具前，很难作出实质性评判，需基于事实和法律提供客观意见。”李真说。

谁来补救“小洛熙”的家庭创伤

每个医疗纠纷的情节有所不同，但各方都是输家。庄一强感慨，家属失去幼儿的痛苦是真实的，情绪化表达符合人性，应予以共情；医院通过卫健委通报承认过错，接受相应处分，也应得到认可；媒体可以向公众科普举证倒置、医疗事故鉴定等核心程序，让公众理解事件处理的复杂性和严谨性，减少情绪化、非理性的舆论对抗。但其中，社工的角色是缺失的。

由孙文军创办的递爱之家，是国内最大的肿瘤病友社群和专业的院外医务社工服务机构，其工作内容之一是为近两万个肿瘤等大病家庭提供患者教育、心理支持、社会资源链接等公益服务。

12月21日，孙文军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医务社工有专业的工作方法，针对医疗纠纷事件能做不少事，包括提供心理支持，帮助家属缓解情绪；协助处理后续事宜，比如孩子的葬礼安排等相关事务；如果事件中确实存在问题，社工可以帮忙对接相关资源、推进维权流程。

“在‘小洛熙’事件中，目前来看都是家长自己奔波维权，当他们无力感很强时，只能在社交媒体求助，导致事情被放大，如果社工参与其中，不仅可以为案主提供维权支持和心理疏导，还可以在事件上升为社会事件时，参与社会舆论引导。”他谈道。

据记者了解，现在很多一线城市的公立三甲以上医院被要求配备社工，设有社工部。但孙文军指出，在医疗纠纷事件中，医院的社工因为隶属于医院方，介入角度容易不被案主和服务对象接受，其客观性、独立性会受到质疑，这时候第三方社工介入会更好。

孙文军还提醒，国内社工体系建设起步较晚，未来发展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政策关注和资金支持——社会工作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政府付费，所以要发展这个行业、发挥其服务作用配资策略平台，还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二是角色定位问题——社工到底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还是基层治理的主要角色？这涉及到社会工作定位问题，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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