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庄银富和刘林涛在解放后就停止帮会活动，回乡种庄稼去了，对于那天在闹灵堂的事情，二人回答让刑警哭笑不得——史九斤听说“一贯道”的“储老祖”去解宅如此这般威胁了一通，迅速被人誉为“明大义，讲江湖”，寻思何不仿效，也可为自己扬个小名气，就叫上两个徒弟前往了。后又经过调查也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就给释放了。
次日，吴冰琨三人开始调查“一贯道”点传师“储老祖”储济庭的调查。由于刚刚解放，政府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一贯道”组织属于反动会道门，也没有取缔或告诫其停止活动，但要求“一贯道”骨干分子须向公安局登记。本案侦查期间，“一贯道”还在民间进行活动，不过在当时，“储老祖”已经没有公共开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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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琨三人赶到储济庭担任点传师的“一贯道”总坛——位于铜元局后街的一个资本家遗孀段氏的花园洋房寓所调查，当时发现有二十来个徒众在聚会，这些小弟得知警察是来找“储老祖”的，都面面相觑，但没人吭声。吴冰琨把段氏唤到一旁，问这是怎么回事。段氏得知三人是警察的时候，十分惊恐。
段氏面对警察问讯表示，储济庭早在半月之前就在这里被公安局抓去了，那天段氏正在和人打牌，储济庭突然登门刚落座，警察便衣就闯进来了，问明储济庭的身份，当即就把他铐走了。 要知道，吴冰琨是市局第二科社会股领导，如果储济庭是刑警队抓捕的，他肯定知道。但他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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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琨就想，这里既然是储济庭所在“一贯道”分支的堂口，是否知道跟储济庭一起闯解家丧事现场的那个绰号比较冷门的家伙——“闷声不响”牟云天呢？于是就继续询问段氏，可段氏一张嘴，所有人都震惊了，这个牟云天居然是个日本特务牟云天！
因为牟云天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长期在济南潜伏。1943年，他奉命混入“一贯道”窃取情报，还把储济庭发展为下线，但牟云天后来被“军统”山东站发现，逮捕后押解南京了，至于押解南京之后如何，段氏这干徒众就不清楚了。三人调查完毕后回到市局，吴冰琨先向二科领导郭宜春报告了调查情况后，立即通过上级部门在看守所提审储济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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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济庭告诉警察，他被捕并非因为他是“一贯道”骨干分子，而是跟抗战期间混入“一贯道”的日本特务中村有关，这个中村，也就是牟云天。 抗战胜利后，“军统”将中村逮捕，押解南京，后来听说并未法办，而是成为“国防部保密局”特工。济南解放后没几天，他化装潜入济南，半夜登门找储济庭了解济南解放那几天的情况。
那天晚上，他跟中村说的就是这些情况。天明后，中村就走了，自此再也没见过面，当警察把他拘捕他才知道中村其实是奉命前来建立外围特工组织的，而储济庭已经被任命为该组织的首领，国民党“保密局”已经为此专门建立了档案。而储济庭就开始叫冤，说他根本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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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警察问他，你带着牟云天闯解宏祥葬礼威胁家属，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储济庭表示，因为当时解宏祥的被捕是中村干的。当时他自己还不知这主儿是日本特务，只觉得这个小弟话语不多，本事却不小，“一贯道”堂口遇到什么问题，只要他去外面转上一圈，总能顺利解决。
之前，牟云天请储济庭去饭馆喝酒，济南“十三股帮”总舵主李度也到场了，席间，牟云天就跟李度做起了结拜兄弟，李度之前曾吃过解宏祥的亏，对其恨之入骨。三天后，解宏祥就被宪兵队所杀。解宏祥的尸体被家属领回后，牟云天向储济庭提议去解家看看。为了有一个借口，两人商量下来，决定威胁解家几句。这就是闯丧事现场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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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晚，专案组开会汇总案情。经调查，全市十一个公安分局、七十一个派出所对凶器和赃物的布控，均没有任何发现，不过是排除了史九斤和储济庭的作案嫌疑而已。
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专案组形成一个意识，目前还看不出三命疑案跟江湖黑道仇杀有什么直接关系，因此目前只能盯着“案犯之一必跟被害人解仲逵熟识”以及“赃物、凶器”这两点查，只要把解仲逵生前那些熟友反复梳理，也许就能发现线索。而如果案犯不急着销赃，布控就不会产生效果，因此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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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吴冰琨接到市局副局长凌云（83年出任安全部部长）的电话，命其与副组长杜志坚立刻前往市局，因为上级获得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内部情报。当时青岛尚未解放，这个重要情报，就是在青岛的地下党获取的。 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鲅鱼”。这条绝密情报的内容，和专案组眼下要侦破的三命疑案有关——
3月17日，有一个来自济南的神秘旅客乘火车抵达青岛（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的铁路交通依旧维持）。搭乘载客马车进入市区后，此人去了市警察局，稍后就由警察局派车其送往“国防部保密局”青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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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向“保密局”青岛站递交了一封密函和一件封得严严实实的物品。落款为“暗杀团”。密函称，济南一伙“有识热血志士”自发组建的“鲁济勘乱建国团”派遣的信使，冒死从济南潜赴青岛，求见“国防部保密局”驻青岛机关长官，为的是报告他们成立这个特别团体的情况。
该团体的主要宗旨是，要在解放区实施以暗杀中共党政军领导为主兼带爆炸、纵火等破坏活动，故又称“鲁济暗杀团”。“暗杀团”目前有十七名成员，密函要求得到党国的支持，希望“国防部保密局给予经费、武器及相应器材，并指派行动专家对团体成员进行诸般行动技术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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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函还称，“暗杀团”已于3月15日夜间采取行动，对在济南市经四路老字号饭店祥元馆内喝酒的三名食客（附有姓名、年龄、职业及家庭住址说明）给杀了，为此还分别割下三死者耳朵一枚，作为“投名状”奉上，以向党国表示忠心。
“国防部保密局”青岛站对上述情况大感意外，眼下党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有这种为国尽忠情况冒出来，当然是一桩大好事。但兹事体大，不是青岛站能拍板决定的，所以，接待特务让送信人打发走，随后青岛站将一应情况上报“保密局”总部，由总部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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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鲅鱼”的这份重要情报是以急电方式向华东局社会部发送的。华东局社会部收到该情报后，连夜向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社会部传达此事，凌云认为该情报的真实性不容置疑，祥元馆三命疑案中被害人的一应情况跟情报显示的相关内容完全一致，遂决定立刻组建两个专案班子进行侦查，要求尽快破获“鲁济暗杀团”，将其一网打尽。
第一专案组由济南特别市公安局督察室侦查股四位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侦查员许嘉新、黄筠、祝希雨、袁力组成，第二专案组由原市局、六分局联合专案组原班人马组成，原副组长杜志坚担任该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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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一组驻市局，二组仍驻六分局。一组负责对“鲁济暗杀团”的核心调查。二组负责外围调查，按照之前拟定的调查方案继续进行下去，全力追查那个跟解仲逵熟识的案犯，以及对赃物、凶器的布控查摸，两个组的工作互相之间不通气，组长吴冰琨、杜志坚直接接受市局副局长兼督察室主任凌云的领导。
很快专案二组在赃物布控方面获得了突破， 济南市第六区中大槐树街上，有一家只有半个门面的“薛氏钟表”。店主薛鼎是个四十多岁腿脚不便的瘸子，本地人氏，当过兵，据说能双手使枪，百发百中。因与日军作战受伤自此残疾。伤愈后，为谋生计，自学维修钟表，开了一家钟表修理小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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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鼎的“薛氏钟表”还暗中做起了出售新旧钟表的买卖。自然，买进卖出的货色均是来路不明之物。新政府的公安机关对赃物布控得很严，经常有留用的警察前往“薛氏钟表”，叮嘱他留意赃物。薛鼎对寻常警员根本不放在眼里，有时管段派出所有着接管干部身份的所长、分局军代表什么的去布置赃物布控方面的工作，他也敢阳奉阴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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